而《宪法》却并未在第62条的选举任命职权后列举罢免权，可见制宪者并未考虑《宪法》第62条的封闭性。

这也就决定了宪法的政治实施仍有存在的必要。[16]实际上，学者们对于法律实施的界定，基本都是围绕法律规范所应用于不同主体所形成的不同环节来加以阐释的。

任何国家，任何政治体制下的宪法都不仅仅是法，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象征或者政治宣言。正如德国学者梅克尔和凯尔森所提出的法律层级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在法体系中，规范的产生是以另一规范的授权为基础的，这里的授权是指赋予某些个人或机关创制规范的权威，使其能够通过意志行为创造规范。苏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来源：《法学论坛》202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法律实施 宪法性质 政治实施 宪法价值 。这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受人民委托行使国家权力，其权力应当受到委托方即人民的限制。[59]而如果将法律以经典的公法、私法和新兴的社会法来划分，可以看到法律侧重于规范不同主体之间形成调整法定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行为。

宪法原则也不例外，宪法原则的实施就要求作为宪法实施主体的立法者以权衡和具体化的方式将原则从抽象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法律，再由其他宪法实施主体根据法律将原则间接转化为经验世界的实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一样只负责执行法律，可以说是司法机关在宪法实施中相对于立法机关是从属性的。从体系视角来看，宪法上数字平台的公共义务，主要由三部分构成。

在数字平台治理中，既需要在法理层面探究平台权力的内部构成，也需要从宪法角度，明确平台权力的行使尺度。首先，可以基于架构便利原则，将数字平台义务具体化。(46)在原初意义上，这种宪法观，建立在国家—个体的二元预设之上，旨在为政治权力确立规则框架，进而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⑥以上零散的分析论证，都指向了一个共同问题：数字平台义务创设的基本法理。

(26)这就意味着，应在国家治理视野中，审视数字平台。宪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我们可以借助这一结构采取政治行动推动我们的代表们制定将会成为《宪法》之外的宪法之一部分的各项法案。

事实上，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宪法来说，宪法对于社会要素的规定，包括对各主体行为边界的控制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障，也已形成了关于私主体行为义务的宪法机制。(73)参见法学教材编辑部《宪法学》编写组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15-316页。它不是从特定权利和理性原则角度，理解国家的宪法根基，而是从社会内在复杂性、历史情形、多元法律形成过程以及社会动量和聚合的角度，对其予以观察。正如学者所言：在信息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宪法的角色。

重在对决策原理而非算法本身予以备案，以确保算法设计符合现行法秩序的基本理念。这就与传统的实体交易平台，例如功能单一的商品供应市场等，具有显著不同。也就是说，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组织和职权之外，宪法也规定了丰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公共义务。然而，在平台社会，当国家—个体的二元预设遭遇复杂的社会系统，并在二者之间融入数字化的社会权力时，是否有必要更新既有宪法观念呢？面向数字时代，答案或许是肯定的。

(24)需注意的是，仅在特定条件成就或消失的时刻，这种请求权方可行使。第二，国家最重要机关的组织职权及其相互关系。

在数字社会，党委政府的属地治理和网信、市场监管等多部门的职能治理，共同形成了面向平台的条块治理模式。(59)例如，在美国，政府行为理论的适用，就有缩限趋势。

上述理论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权利的传统宪法观念基础上，直面私人性的社会要素，并试图将其纳入宪法框架之中。②本文所述私主体，主要指有别于国家、个人或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主体，例如企业组织。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在理论上为宪法介入社会关系提供融贯的说理论证。社会宪治理论基于多元规范性视角，尝试通过诸系统的内部宪治化，限制各种社会主体释放的负外部性。(一)历史宪法观历史宪法观主要强调宪法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构成功能。(23)参见孙永生著：《民法学的新发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6页。

数据、信息、算法，等等，均是数字平台的重要资源。(16)简言之，结构生成场域，场域内的力量差异形成权力，而权力等级塑造整体秩序。

它对宪法功能的预设是，借助于政治和法律意义上的规则设定，持续维系共同体的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三者皆体现了社会宪法观的理论品格。

首先，就问题意识而言，社会宪治理论旨在探究在社会系统分化的背景下，宪法如何应对私主体对基本权利的侵犯问题。就平台而言，一方面，在订约之际，平台与使用者之间的协议，通常是预先拟定的格式契约。

张晨颖：《公共性视角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160页。如果说历史宪法观讲述的，往往是可供追忆的历史故事，那么政治立宪观则与当下的社会政治状况息息相关。在数字平台中，人类的动作、话语、行为、关系、情感和信念将越来越多地留下永久或是半永久的数字标记。(35)时间的流动，促成历史性思考。

(三)基于条块治理的授权性权力平台权力是国家治理数字化的自然延伸。前者是原始的，后者是累进的。

(58)这种理论的运用，取决于特定宪法结构及其对社会民主的承诺。它强调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将本属对抗国家权力的基本权利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产生效力，用于约束或者规范私人之间的关系。

面对新的情势，宪法不仅意味着约束公权力，而且还需限制私主体。在新的几何关系中，重要的是直接面对新型社会权力，并为其寻找恰当的宪法坐标。

重在对数据和网络信息安全的运营规则、漏洞发布与修补规则、信息安全因素评估与共享规则等作整体备案，督促数字平台履行相应义务，完善治理规则。政治立宪观所关注的，不只是国家如何聚合的问题，还包括国家形成之后的运行规则问题。第一，如何从社会视角看待宪法，这是宪法社会学的代表性思考方向。尽管仍属于新兴的思考方式，但它已然开启了有益的思考方向，不仅能够深化对宪法观的多元理解，而且有助于分析数字时代的宪法问题。

如前所述，以基于条块治理的授权性权力为基础，数字平台拥有较大的权力行使空间。权利的内部结构，通常由特定的请求权构成，(23)即权利主体可向义务主体提出要求其作为或不作为的主张。

也就是说，对数字平台权力的约束，可以借助于宪法义务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就是一整套普通程序和规范。

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论数字平台，主要指基于信息网络载体的支撑，根据特定的规则，由相互依赖的双边或多边主体实现交互，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二)回归根本法的义务视角延续上文思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立足中国场景提出约束数字平台权力的宪法方案。